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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特殊年代的情谊:老教授和垃圾婆的爱情故事

    发布:2020-10-16 10:26:07   |   2142阅读   |   作者:wangyu   |   【】【】【网站投稿

     

    只有在特殊的年代才会造就这样“特殊”的婚姻。(08:40)

    乍一听,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一位是堂堂的上海名牌大学老教授,怎么可能和一个靠拾荒为生的“垃圾婆”生活在一起呢?开始我只是连连摇头,但是当我亲自走进了这个“特殊”的家庭时,使我震惊,也使我信服——只有在特殊的年代才会造就这样 “特殊” 的婚姻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2018年6月,本文原作者,前文汇报记者李庭锟在家中接受采访。 张洪斌 图

    1,叩开简陋棚户的门

    那是90年代初期的上海,新中国成立40多年了,可是上海还有上百万居民生活在简陋的棚户区,而且简陋得简直令人无法接受。

    一个深秋的季节,我来到被号称“天下第一街”的虹镇老街。因为这里是上海人口最稠密的地区,自然也是全国乃至全世界人口密度之首——这是虹镇老街的老百姓自我调侃的“昵称”。走进一条仅一人能过的窄长小弄堂,两边棚户的屋檐都没有我的脑袋高,脚底下则是一片坑坑洼洼的瓦砾和煤渣碎石路。不知拐过了几个弯,终于看到迎面那间低矮的棚户。门是用几块破旧木片拼成的,中间的缝隙足有手指这么宽……陪同我去的一位老师说,“喏,这就是汪教授的家。”

    “笃笃”,门开了,汪波汪教授出来迎接我们。他约摸六十多岁,略微偏胖的身材,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中山装,干干净净而又有些过时。一头向后梳的花白头发,梳理得平平顺顺。他满脸笑容又略带歉意地说,“请进、请进,这里可不好找呀。不过我们这屋子实在太小了……”,听他的口音带着浓浓的“宁波味”。

    屋子里一片昏暗,半屋子都堆放着树枝烂木和废纸,还有不少瓶瓶罐罐。房间的另一边,一张破旧的方桌,上面放着一只蓝边的破碗,溢得满满的香灰中插着几只燃着的香,满屋缭绕着刺鼻的烟雾。汪教授急忙解释说,“老太婆信佛,香一年四季都是要烧的。这样可以保个平安。”

    当汪教授看到我的目光正在搜索什么时,他用手指向上指了指说,“噢,我的工作室是在阁楼上”,汪教授结结巴巴地说着,又麻利地朝着一架小木梯子爬上去。

    天哪,这哪里是什么阁楼?最高处像我这样1米7不到的个子也要撞脑袋,低的地方当然只好猫着腰。一张破旧的木板床,床上堆放着乱七八糟的衣被。靠窗处有一张小桌板,可是半扇窗在桌子上面,另半扇却在桌子的下面。桌上放着一大叠书稿,也有笔纸墨水等,地板上堆着好多书。汪教授精通外语,可谓著作等身,许多书稿就是在这张桌子上译成的。我随手翻阅了他的书,有英译本、日译本。他的书稿字迹都很工整,说明他确实是一个对工作一丝不苟、兢兢业业的老知识分子。他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下,居然能译出这么多的书,实在令人钦佩,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。

     

     

    李庭锟1985年初稿手稿。 张洪斌 图

    一会儿,汪教授从那狭小的窗口向下探了探头说,“我那老太婆回来了!”语气里显得那么亲切。说真的,我真想亲眼见识一下这位“教授夫人”。于是我也从窗口向下望去。果然,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太婆从狭窄的小弄堂蹒跚走来。因为她的腰围很大,人看上去像个橄榄,左手挽着一只破篮子,里面盛得尽是些菜皮之类,右手还用一根绳子拖着一捆枯枝乱草,活像农村老妇牵着一只不那么驯服的小羊,一路上拖得哗哗地作响……待老太婆走近屋子时,他伸出半个脑袋突然一改口音,以地道的苏北腔大声地向下发话:“有客人来呐,你煮点茶水噢!”接着他又满怀深情地说,“老太婆待我很好。她自己终年吃些捡来的黄叶烂菜皮,单给我吃的都是比较好的,也洗得很干净,有时还给我买点鱼肉之类。虽然鱼大多是小的、死的,肉多半是肥的……”,但脸上还是绽出了颇为欣慰的笑容。

    我问,“你为什么要住在这么破旧的棚户里,难道学校里没有给你分房吗?”

    “不,不,学校对我很关心。为了我的住房问题,连院长也都到这里来看过我。也给我分过好几次房,但是老太婆不愿去。她说这里习惯了,既不用花房租,一个月用水也用不了几角钱。”他还指了指屋角边那堆枯枝乱草,“喏,柴火也不用费钱。”转而又说,“我也觉得她不去为好。她在马路上捡这捡那都已成生活习惯了。如果住在校区的教师楼里,与大家在一起,那就会有许多不方便了。”

    他呷了一口茶,用嘴唇啧着几片茶叶渣子后说,“我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了,反正也习惯了。”他还特地补充了一句,“你别看这房子破旧,倒也是冬暖夏凉呢。”

    2,原配妻子叫山田芳美子

    然而这一切原本不在汪波的料想中。“文革”十年浩劫,一场噩梦。在“四人帮”极左路线的蹂躏下,多少人的感情遭到摧残,多少温馨的家庭被迫上演撕心裂肺的人生悲剧。他曾有一个美满幸福家庭,与妻女一家四口住在虹口区一幢三层楼的老式小洋房里。那时,汪教授是中学里的外语老师,妻子叫田芳,是一家地段医院的护士,由于她工作积极勤奋,几次被医院评为先进,膝下还有两个女儿,正在小学念书。

    1966年的夏天,在“一切牛鬼蛇神都要揪出来示众”的日子里,汪教授的妻子田芳被揪出来了。她是一个“隐藏着的日本特务”。人事档案的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:田芳是日本籍,原名叫山田芳美子。

    历史翻回到灾难深重的30年代,当时年仅六岁的山田芳美子和姐姐,跟着母亲来到中国。他们母女三人踏遍了东北许多日本兵营,历经千辛万苦,为了寻找他们在日军服役的父亲。最后得到的消息是,当军医的父亲已经在这场侵华战争中死去。从此,母女三人流落东北,生活无着,只得靠母亲在日本兵营里感谢洗衣等杂活苦苦维持生计。日本投降后,山田芳美子为了找口饭吃,跟着当医生的姨妈来到上海,并进了一个护士培训班学习。解放后,姨妈去世,她以田芳的名字进了一所医院当护士。别看她身材娇小,却很有刻苦耐劳的精神,什么苦活重活都抢着干,且为人热诚谦和,不仅是历届“先进”,还担当期护士班组的组长。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,她与正在中学当教师的汪波相识。几经交往,田芳深感汪波为人诚恳,有家底、有学问,就以身相许,结为夫妻。一个流落中国的日本姑娘,能找到这样一个丈夫,真是心满意足。汪波对这位聪明伶俐的日本女孩,自然也满心欢喜。由于田芳从小生长在日本,一直能讲流利的日语。好学的汪波就经常跟着妻子学日语,有时夫妻俩还在家里用日语对话。

    但在非常时期却大祸临头了。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邻居们常常会听到他们叽叽呱呱地讲日本话,这不是“日本特务”的行为吗?刹时,大字报铺天盖地地糊满了他家门口,“坦白从宽,抗拒从严”的大幅标语贴满了墙头。紧接着一群“红卫兵”蛮横地进行抄家、揪斗,对他们扫地出门,隔离审查……原本身子骨就脆弱的田芳,哪里经得起如此残暴的折磨,就在一次马路批斗会上,脖子上挂着“日本特务”的田芳,一个踉跄倒下去就再起不来了……汪波扑倒在妻子的尸体上痛哭。这本是一场生离死别的劫难,但他也因为没有与“阶级敌人”的妻子划清界线,经历了隔离审查、“劳动教养”,数年后,他才回到上海。如今家在哪里,两个幼小的女儿也生死不明。

    “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。千里孤坟,无处话凄凉。”

     

     

    李庭锟1985年初稿手稿。 张洪斌 图

    3,与“垃圾婆”的邂逅

    一个阴冷的冬日傍晚,刺骨的寒风在大街小巷里肆虐地怒号。过去繁华热闹的马路,而今在寒风中颤抖,行人稀落,一片萧条。已经几天没有米粒下肚的汪波,裹着一身单薄的破旧衣衫,拖着病弱的躯体徘徊在街头。但见天越来越黑,风越刮越紧,他实在难以支撑这个可怜的身体,不由自主地歪倒在一家屋檐下,他已呻吟无力,命在旦夕。

    也许,他命不该绝。此刻,一阵嘎嘎作响手推车声音由远及近,只见一个蓬头垢面的拾荒者推着一辆快要散架的破旧铁轮车走来。拾荒的“垃圾婆”发现有个人奄奄一息地倒在路边而动了恻隐之心。她停下车问道,“天这么冷,你是生病还是怎么的?”

    “我有病,我饿……”汪波回答道。别看她只是一个拾荒的“垃圾婆”,却是一个有着一副好心肠的女人,“你就跟我家去,给你熬碗粥喝,可以暖暖身子”。在那“阶级斗争天天讲”的年代,也许她根本不知道这“阶级斗争”为何物,竟二话不说地把汪波装上手推车,七转八转地拉到自己的家里。

    当年这家里,屋顶、四壁都是用破旧的油毛毡、烂铁皮搭建起来的。屋子里堆得满满的都是捡来的破烂东西,除了一张破旧的小板桌和两条瘸腿长凳外,简直想伸个懒腰的空间也没有。但是当拾荒婆手脚利落地在灶肚里生起柴火,熊熊的烈火很快熬出了喷香的白粥。简陋的小屋里一下子充满了人间的温暖。那一碗白粥,加上一些咸菜,比他以前吃过的任何一次盛大宴席都更可口。接着她又翻箱倒柜地找出了一件对襟的男人棉袄说,“穿上吧,别冻坏了身子。”直到这时,汪波才在微弱的灯光下,抬眼看清了“垃圾婆”的面容。这时她已经洗了一把脸,尽管艰苦的生活在她的脸颊上刻下了不少印迹,但凭猜测也不过四十来岁。

    垃圾婆操着一口斧劈刀削般的苏北话,问明了汪波的身世底细,十分同情他的遭遇。她说,“今天已经很晚了,外面又是这么冷,我不怕别人说你是牛棚里的人,如果不嫌弃的话,你就在这里住一宿吧。”垃圾婆也向汪波述说了自己的身世。解放前,她跟着当码头工人的丈夫来到了上海,十年前丈夫劳累过度,被一场大病夺去了生命,她痛哭了七天七夜,连眼泪也渗出血来,但是为了养育尚在幼年的儿子,她选择了活下来。家中一贫如洗,全靠她在里弄工厂踩黄鱼车(人力三轮运货车)为生。一早一晚她还会在街头巷尾捡些破烂补贴家用。看来她的命运也是用苦瓜藤编织起来的。

    夜深了,屋外刺骨的西北风还在呼呼直响,可是这件简陋的小屋里却显得很暖和、安乐。不知不觉中,汪波一住就是一个礼拜过去了。垃圾婆也因为有了汪波这样一个读书人与她生活在一起有了欢乐,也天天洗洗脸,梳梳头,衣服也干净起来了,左邻右舍都说她年轻了许多……

    4,离不开的她

    尽管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异很大,但在那时,文化已成了“罪恶”,有谁还稀罕这个呢?他们毕竟还都年轻。人非铁石,草木有情。苦难的生活把他们捆绑在一起,渐渐地他们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,更深的感情,终于结合成为终身伴侣。

    70年代末,“阶级斗争”的坚冰终于解冻了,中国的大地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,汪波落实政策后被调到大学里当教师兼翻译,以后又评上了副教授的职称。两个离失多年的女儿也找到了,且各自都有了美满的家庭。

    有人背地说,老教授如今工资涨了,稿费多了,他不可能再守着这个捡破烂的老太婆了。汪波却笑着说,“苦难的生活已使我们谁也离不开谁了。在这间屋子里老太婆烧了几十年的香,也真的烧出了一家平安。我离不开老太婆,也离不开这个平安的家了。”

    学校几次给他分房,为了尊重老太婆意愿,他都婉言推谢。直到新千年的起始,随着上海经济的飞跃发展,虹镇老街改造动迁迫在眉睫,学校领导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,及时给他在校外分了一套煤卫俱全的一室户房子。他觉得很满足。

    当他们在告别共同厮守了三十多年的棚户时,汪老师还特地让“垃圾婆”穿上了新衣,为她作了一次如何使用水电煤的“培训”。她逢人总是眉开眼笑地说,“这辈子我还能住这么好的房子,过上这么舒适的生活,过去连做梦也不敢想呀……”

    而今,“垃圾婆”虽然已经去世,可是汪老师依然在深深地怀念着她,“老太婆心地善良,是个好女人呀!”

     

     

    2018年6月,李庭锟题字“真爱”。 张洪斌 图

    原稿为1985年作 未发表 本文略有删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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