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上实力最弱的皇帝，也坚持搞法家秦制，最终被凌辱至死

东晋是秦以来皇权最弱的时代，司马氏皇帝和宗王的绝大部分被匈奴人和羯人消灭，逃到江东的不过区区五人，晋元帝司马睿更是依赖琅琊王氏的鼻息而得以存活和建国。但就是这样弱鸡的皇帝，也还是想搞法家秦制，尊君卑臣，最后激起全体士族的反感，被大士族王敦凌辱至死，可谓喜大普奔。

司马睿流着司马懿的血

刘琨死后，司马睿不为他发丧。一方面是怕激惹段匹磾，另一方面，恐怕也跟他对王敦的忌惮有关，毕竟王敦是杀死刘琨的帮凶。

这件事也提醒了司马睿，王敦掌握东晋主要的军事力量，对皇权的威胁更大、更为紧迫。

不过现在的他也不敢贸然收回王敦手中的兵权，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提拔其他将领制衡王敦，就像重用刁协、刘隗制衡王导一样。

王敦可不是宋以后的士大夫

面对皇帝的恶意只能哭哭啼啼

可选的人并不多，放眼江南地区，能征善战者屈指可数。战功赫赫的周访正在荆州前线征剿另一股流民起义，甘卓则任湘州刺史，这两个地方都是王敦的实控区，不宜过早插手。

于是他想到了正在广州刺史任上的陶侃。

被王敦排挤出长江核心区域的陶侃，已经在广州养精蓄锐了四年。他与王敦之间的嫌隙，正好为司马睿借用。关于陶侃，他曾听说过一个非常有趣的事。

据说陶侃平定广州后，无事可做，就开始锻炼身体。早上把一百块砖从屋里搬到院子里，晚上了，再把一百块砖从院子里搬回屋里。

有人说，你这是何苦。

陶侃答曰：吾方致力中原，过尔优逸，恐不堪事。

我志在收复中原，现在生活太过安逸，不加紧锻炼身体的话，将来时机到了，也怕自己不堪大用。

这时候的陶侃已然五十六岁，将近暮年，依然梦想驰骋沙场。

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

深想一层，陶侃恐怕话里有话，他的目标不只是争夺中原。对于历来打压自己的王敦，他只怕早晚也要回到江东战场，与之一争高低吧？

太兴元年（318年）十一月十三日，司马睿“加陶侃都督交州诸军事”。

最早的交州原本包含了今日广西、广东两省地界，以及越南北部地区。刺史驻地在今日广州市的番禺。东吴时期，将其一分为二，靠南的广西南部等地为新的交州，其余地区新设广州。

陶侃本为广州刺史，如今加官交州都督，一是有了一州兵权，二是可再度将广州、交州联为一体，从后背处牵制王敦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早在315年，王敦就因为战功领江、扬、荆、湘、交、广六州都督。也就是说广州、交州兵权都在王敦手中。

司马睿不敢直接将广州兵权划给陶侃，否则陶侃就成为广州州牧，掌握一州军政大权，这很可能会刺激到王敦。所以退而求其次，将更加偏远的交州的兵权转移到陶侃手中。

即使如此，司马睿也担心激怒王敦。所以在给陶侃加官之前，他先封王敦为荆州牧，相当于在他之前的荆州都督之外，加封荆州刺史。

这是对王敦的一种安抚，或者麻痹。

你看，我没有单独提拔陶侃，大家都升了官。

司马睿还耍了一个小花招。

前任荆州刺史王廙，也是琅琊王氏的人。荆州的军政大权本就掌握在琅琊王氏手中，司马睿只是将他们左口袋的东西掏出来放到了右口袋。

王敦看穿了他的心思，“固辞州牧”。

坚决推辞州牧重任。

王敦从来不是一个谦虚的人。仔细揣摩，他这么做一方面应该是出于不忿，以请辞来表达不满。二是暂退一步，徐图大局。

司马睿年初登基以来的变革，大多指向琅琊王氏。王敦都看在眼里，但还没做好彻底反击的准备，那不如先退一步，再定筹划。

司马睿也就顺坡下驴，“乃听为刺史”，也就是接受了他的“固辞州牧”，允许他只当荆州刺史。

这点也很有意思，为何不让他继续当都督呢？

因为乱世之中，领兵的都督比刺史重要得多。

在不动声色中，司马睿将荆州、交州兵权都从王敦手中抽走。

这一回合，司马睿赢得了暂时的胜利。

登基短短八个月，司马睿对内进行政治组织的更新，对外调整地方军镇的布局，思路清晰、下手果断，与他之前的谦退宽厚大相径庭。

后世读史者，往往低估司马睿，以为他软懦温厚。

相比历史上其他好行杀戮的帝王，司马睿确实宽仁大度。《世说新语》中曾记载，司马睿在皇子诞生后大赐群臣。名士殷羡谢恩道：

皇子诞育，普天同庆。臣无勋焉，而猥颁厚赉。

皇子诞生，普天同庆，臣没有半点功勋，却多取厚赏，心中实在惭愧啊。

这句话其实不妥，皇帝生子，需要你做什么贡献呢？若是其他皇帝，很可能勃然大怒，降罪去职。

司马睿没这么做。他有体贴他人的温厚，也有不错的幽默感。

他对殷羡笑道：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？

这件事怎么能让你立功呢？

但司马睿终究流着司马懿的血液。一旦涉及皇权这个根本命题，他骨子里的野心和欲望瞬间炽热起来。它们从来不曾熄灭，只是大多时候都深埋心底，就像在大地几千米深处默默燃烧的燧石一样。

梳理这一年的表现，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些军政变革措施，是他登基之前就早已酝酿成熟的。

尤其是对刁协、刘隗的任命，让他从儒家道统中找到了振兴皇权的依据。早在登基之前，他就不断提拔二人，为后面压制琅琊王氏早做好了准备。

他像司马懿一样长于蛰伏，同样也知道在时机到来后果断出击。相比司马氏其他藩王，他确实是最有可能重振皇权的那个人。

尤其令所有人包括王导都意想不到的是，谨慎宽仁、善于放权的司马睿其实是法家的信徒。

弱鸡如司马睿也要搞秦制

古代中国的治理，大体有王道、霸道两途。前者以仁德治理天下，比如孔子推崇的周朝；后者以刑法和权术治国，代表是秦朝。

霸道面临更多的道德指控，因为多用法家。

那个时候的法与现代法治并不是一个概念。

通俗来说，现代法治像是执政组织与百姓签订的契约，约定彼此的权力、义务，相互监督。古代的法更像是单方面的霸王合同，百姓只有义务，没有权利；君王则天赐神权，没有对老百姓的必然义务。

法只是君王挥向老百姓的一柄巨剑。

司马睿现在要做的，正是要重新拾起这柄利剑。在他看来，东汉以来的乱世根源就在于大族崛起，皇权不振。他们家族的惠帝司马衷、怀帝司马炽、愍帝司马邺三任皇帝都因此而死，司马睿自己也可能重蹈覆辙。

这让他感到彻骨的寒冷，他必须结束这个局面。

司马睿依靠琅琊王氏时何等乞怜

称帝后马上翻脸对付恩主

在登基不久后发布的一道诏书中，他沉痛地说道：王室多故，奸凶肆暴，皇纲驰坠，颠覆大猷。

王室屡遭灾变，皇权坠落，大道颠覆。

而他“夙夜忧危，思改其弊”。担惊受怕，整夜都睡不着觉，一直想要革除这个弊端。

随后他公布了具体的改革措施，主要有两点：

其一，地方刺史、太守从严治理地方。

其二，地方刺史、都督相互监察，不得损公肥私。

加强对刺史、都督的管理，就是要将权力从地方收归中央，更准确地说，是收归皇帝司马睿手中。他尤其强调要“抑齐豪强”，就是打压地方大族豪强。

这是典型的法家手段。

《资治通鉴》也记载说，“帝好刑名家，以《韩非》书赐太子”。

在先秦诸子百家中，韩非子可能是最刻薄、残酷的一位。正像他那张广为流传的画像所彰显的一样：侧目而视，眉毛上挑，双唇紧闭，看起来过于冷漠、尖刻，与孔子的低眉而笑大相径庭。

韩非的作品集中阐释了君主控制臣下、百姓的具体手段，为古代帝王术的集大成者。就连秦始皇读完他的书后，都忍不住慨叹说：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，死不恨矣。

这本书正是司马睿赐给太子的《韩非》，一般又叫《韩非子》。

这套学说主要建立在这样一个底层逻辑上：

第一，任何关系，在本质上都是利益关系，君臣、父子也不例外。

第二，既然是利益关系，一定会产生利益冲突。

第三，因为人性本恶，这种冲突必然变成一种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。

以上三个条件，就必然推导出一个结论：君主为了赢得这个游戏，必须防患未然，想尽一切办法控制臣下、百姓。核心手段就是严刑峻法，以及高深莫测的权术。

司马睿不仅自己重拾法家，还要让这种意识形态贯彻到下一代统治者身上。根据史料记载，他的儿子司马绍“仁孝”，可能是个宽厚优容的人。但乱世当用重典，他不希望自己以及自己的后代再被大族挟持。

这年十一月十八日，司马睿又下诏让群臣讨论政治得失，上到三公九卿，下到低等士族，都要发言。这道诏命有些微妙，看似是要百家齐鸣，实则另有期待——令心腹之臣代他传达自己的旨意。

果然，很快就有一个叫熊远的官员上书。

熊远是江西南昌人，在司马睿升为丞相后被征召为主薄。《晋书·熊远传》记载，熊远廉洁耿直，忠心王室。

司马睿常叹其忠贞，说：卿在朝正色，不茹柔吐刚，忠亮至到，可为王臣也。吾所欣赖，卿其勉之！

爱卿你辞色严肃，不避强权，忠诚坚贞，是王佐之臣，要继续努力，我很信赖你。

由此可见，熊远是刁协、刘隗一类耿直人物，都是司马睿的心腹之臣。

他自然能领会司马睿诏书的意思，于是对朝政提出了严厉的批评，主要聚焦“吏治”一点：

官员选拔不看能力，只重虚名。这些人一旦任职，也是日夜饮酒清谈，不以政务为心。由此吏治废弛，国事不振。

熊远确实指出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，西晋的覆灭就与此干系极大。

而这个问题的根源，就在豪门执政。

那些以虚名上位的人，诸如王衍之流，都出身豪门。他们不仅垄断了官位，还垄断了对好官的定义权。所谓以从容为高妙，以治事为俗吏。整日清谈、饮酒怠惰的为高雅，埋头做事的则是俗吏。

熊远特意加了句，“举贤不出世族”。

魏晋时期，官员多是地方刺史、太守向中央举荐，称为秀才、孝廉。这些人大多曾在刺史、太守府中任职，早已结成门生故吏的关系。

其实不论是刺史、太守，还是他们举荐的秀才、孝廉大都出身世家大族。他们通过这种盘根错节的关系不断扩大世族的权势范围。

熊远看到了其中的风险，意识到长此以往，官场就为大族垄断。

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：以考试的办法加强对秀才、孝廉的考核。

这个建议的本质，是把人才选拔的权力从豪门转移到皇帝手中。

事实上，熊远早在司马睿刚升左丞相时的313年就提出过类似建议，被司马睿以正逢多事之秋为由，不予采纳。当时司马睿还需要依靠琅琊王氏等大族支持，不敢以整顿吏治触怒大族。

如今时代变了，他欣然接受了熊远的建议。

但凡地方举荐的秀才、孝廉，都要参加考试，主要考核他们对儒家经典的掌握，以及时政对策。但凡“不中科者，刺史、太守免官”。

由此可以看到，这个政策真正打击的是以刺史、太守代表的豪门大族。

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情。

司马睿集团清楚它的分量，所以在政策发布之前，熊远就上书铺垫了一个宏大的背景：

梓宫未返，而不能遣军进讨。

司马炽、司马邺两个皇帝的棺材还在山西匈奴人手中，我们既不能将棺材迎回，也不能派兵讨伐。在这么严峻的情况下，我们的官员还是不以为耻，沉溺于调戏、酒食。

那么司马睿考核官吏，不为集权，而是为先帝报仇雪耻。

这是谁都没法拒绝的理由，绝对政治正确。

不过我们应该没有忘记，司马睿登基时，大臣周嵩就曾提到梓宫未返、不宜登基，当时司马睿谨慎地避开了这个话题。

而现在，他却主动竖起了北伐报仇的大旗。

时殊世异，一件事的意义随时可以根据环境的变化加以扭曲。当北伐妨碍登基时，就闭口不提。为了集权，北伐就摇身一变为最好的借口。司马睿之后的其他枭雄如桓温、刘裕等都曾以此为由，收拢权力。

即使如此，新政策发布之后，依然遭到了抵制。

秀才、孝廉不再进京，即使有到的，也托词有病，不能参加考试。

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：比三年无就试者。

一连三年，无人应试。

这是豪门对司马睿“刻碎之政”的反制。

士族可不是士大夫那样吃素的

“刻”为刻薄，“碎”为琐碎，这是法家治理的典型方式，政令繁琐，且条条刻薄，不近人情。但魏晋以来，天下多是王室与大族共治。执掌朝政的贵族，比如王导等人，更愿意接受一种清静无为的治理方式。

《世说新语》曾记载了这么一件事。

317年，王导出任扬州刺史时，派僚属视察扬州各郡的治理情况，包括太守是否称职，地方大族是否守法。众人回来后一一汇报，唯有顾和沉默不言。

顾和是顾荣的侄子。

王导见他沉默，主动追问道：卿何所闻？

你去下面都看到什么，听到了些什么？

顾和这才回答说：明公作辅，宁使网漏吞舟，何缘采听风闻，以为察察之政。

“网漏吞舟”是说渔网的网眼足够大，以至于能够吞舟的大鱼都能逃脱。引申的意思就是法网不宜太严。该典故出自《史记·酷吏列传序》：

网漏于吞舟之鱼，而吏治，不至于奸，黎民艾安。

司马迁说汉朝建立之初，废黜秦朝严刑峻法，宽容治国，法网大得能漏掉吞舟大鱼，官吏依然政绩斐然，百姓安居乐业。

顾和正是借这个故事告诉王导：您现在辅佐天下，宁可清静无为，何必捕风捉影，行刻薄之政呢？

清静无为是道家的治国主张，强调轻徭薄赋，不扰百姓。但顾和这句话并不是为江东百姓请命，更多是指不干扰地方大族的政治、经济特权。当政者应该允许他们兼并土地，蓄养奴隶，发展庄园。即使家族中有人触犯刑法，也应该得到宽容。

魏晋以来，一直如此。

顾和是江东大族年轻一辈的代表，以聪明谨慎、长于应对著称。他的这番话说得含蓄，但足以向王导表明江东大族的态度。

王导听完这番话后“咨嗟称佳”，也就是感叹良久，认为所言不错。

王导本身就出自大族，这种无为之政符合家族利益。琅琊王氏想基业长青，就需要在政治上与本阶层的世家大族站在一起。

当然，我们不能只从家族利益这个狭窄的角度分析王导的执政风格。他在政治上的清醒和老练，也会让他意识到东晋立国伊始，仍然需要南北大族的支撑。儒家的孟子也曾说过：为政不难，不得罪于巨室。

在辅佐东晋三代皇帝的执政生涯中，他始终贯彻了无为之政。

《世说新语》载：

丞相末年，略不复省事，正封箓诺之。

“封箓”指公文，“诺之”指签字同意。

翻译过来就是，王导晚年执政，基本是放任无为，只管在公文上签字通过。

有人说他这是“愦愦”，老糊涂了。王导听后，只淡淡说道：

人言我愦愦，后人当思此愦愦。

或许能让王导感到欣慰的是，后世史家确实肯定了他的无为而治。

日本六朝史学者川胜义雄在《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》中，就给了非常高的评价：对于固有势力的基础还十分薄弱的北来贵族政权来说，要维持作为统治者的优势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作为调整者周旋其中，除此以外，再无别的方法。

“再无别的方法”或许言过其实，但王导协调各大家族、集团利益，并给予较大程度的宽容，确实是稳定初创政局的一种有效手段。

王导的政治见识远高于司马睿

不过，站在司马睿的角度，事情又是另外一个样子。王导的无为政策在短时间内有助于朝局，但长远来看，终究是对皇权的一种不断侵蚀。坐在皇帝这个位置上，哪怕再弱，打压豪门、收拢权力的改革也必须推进。

短期、局部的利益冲突或许可以调和，但基本国策上的分歧，让司马睿与王导的分道扬镳已经是势所必然。当历史走到这一步，只需要一个导火索的出现，就能彻底引爆琅琊王氏与司马王室的战争。

这个导火索很快就出现了。

太兴三年（320年）八月，周访死于襄阳。